中国出版界实施"走出去"战略
潘国驹
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中国在4月5日发表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文件是一份政策性的重要通告,这是中国近60年来第一次允许私人公司参与国营的新闻和出版业务。

毫无疑问,目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出版国家,1949年以来,出版事业一直是由国家经营、管理,控制非常严格,所以这个新政策的出台,可以说有突破性的意义。

>笔者对中国的出版有一些认识,下面的一些看法供交流:

一、《意见》重复强调了新闻和出版的改革中应该"走出去"。"鼓励以政府资助方式进行优秀作品和著作的相互翻译出版。鼓励有条件的出版传媒企业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到境外兴办报纸、期刊、出版社、印刷厂等实体,拓展国外和港澳台地区市场,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

这一观点是非常重要的,过去60年中国的新闻出版都是对内,着重国内市场。之前,中国在西方的所谓出版物,大多都是与政策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出版物。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再加上企业全球化的趋势,中国的出版与新闻一定要走出国门,与世界挂钩,并对世界的科学文化以及思想发挥影响力。

目前中国的科技、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作用不大,而且相当的被动,我们可以预测未来20至30年中国在科技、文化、艺术方面的成果会有更多更大的影响,目前积极强调"走出去"是很适当的。

不过,首先应该克服本身的心理压力,不能盲目的崇拜西方的权威,应该有信心自己能出版世界最好的科学、文化的刊物以及书籍。

不仅是中国,东欧国家也一样,历史上有不少例子。譬如前苏联的理论物理和数学以及匈牙利的数学,都是世界一流的出版。目前科学出版方面,美国的《科学》(Science)和英国的《自然》(Nature)最具权威性。

中国科技出版界应该有勇气和能力,在不久的将来,推出具有《科学》或《自然》档次的刊物。

然而,根据我们的了解,中国在超越欧美上的信心还是不足,思想上也不够解放。所以在制定"走出去"的政策时,应该力度再大胆一点,要有自信在21世纪引领世界科技文化的前沿。

二、《意见》中再次强调,中国大陆应该在大中华区的出版作带头作用。《意见》表明要结合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的力量,在文化上起到带头作用。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努力推动新闻出版产品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外主流市场、国际汉文化圈和港澳台地区。

我们这两年一直有心尝试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华裔教授合作编写一套双语系列丛书或刊物,阅读对象是中学生和大学低年级学生,内容包括科学、人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演讲集等等。

我们与这些华裔教授都发现,在出版相对官方垄断的情况下,中国大陆没有一份有高水平的双语,并具有科学、人文内涵的参考刊物,这对13亿人口中的中学生和大一学生很不利。

三、目前,在市场经济下,中国大陆出版业太过"向钱看"。中国不少大出版机构急功近利,走极端路线,争着出版"如何赚钱"、"如何当老板"这类书籍,动辄印刷几十万本。

而高质量的科教、人文、学术书籍或者科普读物,乏人问津,能印个两三千本就不错了。这些现象令人感慨。

我们记得文革期间,中国出版的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印数几百万,对年轻一代非常有教育意义。如今,像这类科普读物,已经越来越不受重视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一度对古典文学如饥似渴,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的销量都大得惊人,当时年轻人的读书劲头很高,同样令人感慨的是,如今的学生大多沉迷网络,读书风气不复当年。

尽管大环境改变很多,中国近年来除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三联等出版界的老字号,也有后起之秀的出版社声誉日隆。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短短几年,在出版界建立了极好的口碑,几乎成为中国最好的出版社之一。

还有,就是异军突起的新星出版社,2005年开始正式对国内出版(之前是指定专门对海外发布政府白皮书的外宣出版机构),三年来出版了一系列高水准的社科、学术图书,一些具有时尚特质的文学、休闲、实用图书。

这个《意见》,总的来说是有相当积极的作用,希望中国的出版界能"走出去",并多强调推广文化的重要性,不要完全被"市场经济"掌控。

(消息来源:《联合早报》200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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