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丑闻动摇科学诚信体系
韩国克隆干细胞丑闻像一场大地震,震撼了整个科学界。《纽约时报》12月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这一事件也是一个象征,表明今天全球研究的大爆炸超越了科学界防范错误和造假机制的承受力。

专家们警告,当研究项目越来越大、科学期刊越来越多时,情况还会更加严重。

据说,科学界有三张防止不诚实和“坏”科学的“安全网”。第一张网是同行评议,专家们向政府建议什么样的科学值得资助;第二张网是审稿人体系,期刊要求审稿人判断论文是否值得发表;第三张网是研究工作的可重复性。

科学界一直相信自己的体制能发现并根除不端科学行为,但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科学丑闻向这种自信提出了挑战。作为回应,美国在过去20年间增加了额外的保护措施,如新颁布的法律和新成立的政府调查机构。

当研究在全球各地不断增加,而又缺乏相应的保护措施时,科学不端行为开始回升。最近,有关韩国科学家黄禹锡的一系列让人头晕目眩的事件让人们不得不问:我们怎么相信科学?

黄禹锡在坚持自己清白的同时又要求撤消《科学》杂志的论文。今天,质疑的矛头又指向他的克隆狗——史努比。据韩国媒体报道,首尔国立大学在12月19日查封了黄禹锡的实验室,扣押了他的计算机,对他的同事进行调查,等等。

《纽约时报》认为,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科学家能顶住压力不走捷径,他们严格遵守科学的清规戒律,视真实为最高标准。然而,调查却显示科学界仍然存在不端行为的暗流。今年6月,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和健康伙伴研究基金会对3427位研究人员进行了调查,1/3的人承认自己有不端行为,包括忽视矛盾事实和伪造数据等。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均出现造假事件时,科学造假作为公众危机出现在公众面前。1981年,时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Donald Fredrickson为科学界的自我纠错能力辩护,他说:“经过谨慎的思考,我们只用了很少的政策力量,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糟糕的现状会自动被发现和驱逐。”

但是,一起接一起的造假事件让人们无法忽视体制的弱点。20世纪80年代初,年轻的心脏病学家John R. Darsee被发现在他所写的100多篇论文中伪造数据,这些论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进展》和《美国心脏病期刊》等顶尖期刊上。

为此美国联邦政府于1985采取行动,增加保护机制。比如,国会通过了一项新法律,要求公共和公众机构建立调查造假控诉的机制;联邦政府建立了调查机构——“研究诚实办公室”。

期刊的编辑则是暴风雨的中心,他们采取联合行动提高期刊的可信度。1997年,编辑们创立了“出版道德委员会”,为编辑们处理相关事件提供帮助。

但不端事件仍然接踵而至。1999年,美国联邦调查官员发现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的一位科学家伪造数据。2002年,贝尔实验室的一位研究员声称创建了分子尺度的晶体管,但这项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因造假在瞬间坍塌;这一年,最著名的两份科学期刊《科学》和《自然》也发表不少造假论文。

专家们警告,研究活动在全球爆炸性增长让问题变得更为糟糕,许多国家才开始建立美国早已实施的制度,这种体制的不平衡导致不端行为在其他国家的增生。

Richard S. Smith博士是《英国医学期刊》的前主编、“出版道德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说:“造假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以发现和根除,因为许多国家的保护措施或是支离破碎,或根本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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