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评析黄禹锡事件:
干细胞不是汽车和计算机芯片
《纽约时报》最近发表文章指出,黄禹锡事件给那些急于冲向生命科学前沿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训是:不要试图像大量生产汽车或计算机芯片一样克隆人类细胞;这一事件让韩国政府终于明白:生物技术不是施展其产业化政治野心的舞台;通过在电子或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先技术,韩国走到了其他国家的前面,但生物技术与它们不一样,生物技术是一个充满争议与批评的前沿学科。

韩国大学的历史学家Choi Jang-jip是该大学亚洲研究所的负责人,据《韩国时报》报道,他批评韩国政府在将黄禹锡推举为“国家英雄”后,却无力恰当监督其工作,他说:“黄禹锡事件是卢武铉政府促进科学发展的政策的产物。这一事件与政府的妄想和贪婪有密切关系,政府总是期望韩国在国际生物技术领域占一席之地。”

Choi?Jang -jip指出,政府全力促进黄禹锡的研究,将这位克隆专家推举到了超级巨星的地位,所形成的环境将所有的批评和争论都拒之门外。他说:“基于黄禹锡的研究成就,再加上民族沙文主义和爱国主义,政府制定政策全力支持和资助黄禹锡的工作,由此产生一种类似法西斯主义的环境:压制批评和探索真实的自由。”他认为 “黄禹锡事件是民主倒退的一个缩影”。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韩国模式让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由羡慕而生妒嫉:通过集中国家力量支持目标工业和快速产生结果,韩国如今已成为世界第11大经济力量,韩国这样做的目的是挑战日本在半导体和造船业方面的霸主地位。在过去3年中,韩国政府在生物技术领域也采用了相同做法,让黄禹锡一路飞黄腾达,星光灿烂。

但是在1月10日,随着这颗超级巨星的砰然倒下,韩国政府的这一切努力灰飞烟灭。维也纳大学教授Herbert Gottweis负责研究全球干细胞研究规范,他说:“对韩国政府来说,黄禹锡是通向生物技术革命的一条捷径。”“政府希望快速向前,黄禹锡就成为拉动这驾马车的人。”“韩国政府将模式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基础上”。

在前后两个星期内,Oh Myung不再担任韩国科学和技术部部长职务,卢武铉总统的科学和技术顾问、黄禹锡2004年《科学》论文的共同作者朴基荣递交了辞呈。检察机关搜查了黄禹锡等人的办公室、实验室和家,禁止他和其关键同事旅游和出境,并将以欺诈罪起诉他。

分析家们指出,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韩国长期以来都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而经济的不景气和朝鲜的核危机更加剧了这种不安全感,因此政府不顾一切地要塑造一个国家形象,黄禹锡成为了这种期望和压力的背负者。

黄禹锡的故事让韩国人发狂:他更像一位刻苦工作的人而不是一个天才,他说自己从来没有休假日,他将自己的工作比喻为“让韩国的国旗在全球科学的高山上飘扬”。在实验室内,他是一位令人生畏的管理者,作为实验室最高的管理者,他曾收集女性职员自愿捐赠卵子的签名信;在实验室之外,他是个备受欢迎的演讲者,他向检察官、法官、学生和总统身边的人鼓吹干细胞研究的重要性。当批评家指责他过多地参与社会活动时,他说自己是“生物技术的福音传道者”。

在学术上,黄禹锡则是一个独断独行者。首尔国立大学的调查报告指出,除了帮助他采集卵子或借出其名字外,黄禹锡论文的部分共同作者其实根本没有为这些论文做出过贡献。

黄禹锡最初在韩国出名是在1999年,当时他声称自己培育出了克隆牛。但是直到2003年卢武铉就任总统职务后,黄禹锡才成为国家英雄。韩国将大量的经费注入黄禹锡的研究,将他的工作描述为“下一代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在股票市场,投资者们疯狂抢购一切有“生物”字样的股票。

Jang Sung IK是韩国《环境》期刊的首席编辑,他说:“政府要为创造出‘偶像黄禹锡’负最大责任。它给人们一种幻觉,即黄禹锡的技术是一只能下金蛋的鹅。”

《纽约时报》指出,黄禹锡的第一篇人类干细胞论文发表于2004年2月,但直到2005年初,韩国政府才颁布了一条规范高敏感性研究的法律,而制定法律的12人委员会中有7人是政府部长。参与制订这条法律的首尔国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Chin Kyo Hun说:“这一生物伦理法律只有极少部分涉及到生物伦理的保护,基本上所有的规定都是为黄禹锡提供法律的支持。”

通过将 “重要的”论文发表在国际最顶尖的《科学》和《自然》等期刊上,黄禹锡达到了迅速成功的目的。他说自己“打开了干细胞研究的大门,现在只剩下一些等待开启的小门”。日本过敏和免疫学研究所的研究员Robert Triendl说:“黄禹锡传达的信息让韩国政治机构非常激动,因此,一步一步地,他们将他置于前所未有的超级地位,却没有弄清楚他做的工作究竟是什么。”

亚洲生物伦理协会的负责人Song Sang Yong说,黄禹锡事件的教训是,在生物技术领域,增长不是所有的事,在这个领域中]一个国家在每一步上都应该小心谨慎。

(王丹红/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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