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院士未必总是学术权威
在车水马龙的北京海淀成府路,方正大厦,记者就院士增选问题采访了王选院士。

记者注意到王选穿的是白衬衣和布鞋,传记《王选的世界》里写着:“从小学到高中,他穿得最多的是白衬衣和布鞋。他喜欢白衬衣的洁净和单纯,喜欢布鞋的随意 和舒适”,看来,这个习惯王选一直保持到现在。记得曾有人说过,喜欢穿布鞋的人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换句话说是淡泊名利。

王选院士认为,院士群体应该业务水平高,道德声望也高,只有两者兼备,才能实现国家赋予的任务,才能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进而带动整个科技界乃至社会的发展。同时他也直言不讳地指出——院士未必总是学术权威。

“我有一个绝招对付送礼的”

院士增选中的不正之风,我也感受到了,10多年前就有。”王选院士的开场白直言不讳。“有的候选人为了评院士,对学部每位院士逐个分析,谁会投赞成票,谁会投反对票,一个一个去公关,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经常能得逞,这是可悲的地方。”

接着他笑着说:“我有一个绝招对付这些送礼的,候选人和单位领导一起来家里,送来候选人材料和礼物。我对他们说,‘今天我只能收一样东西,你们看留下哪样 好呢?结果他们只有老老实实把礼物拿走,把材料留下。’”记者好奇地问那礼物一般是什么东西。“我看都不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是5年前,现在从来不见 人。”

记者也听说过一位院士拒绝候选人送礼的真实故事,那位院士对送礼的候选人说,你今天来访本身就是错误的……你来的效果适得其反,我只会给你减分。还有一位院士反映,由候选人组织的会议竟给很高的会议出席费,以致今后这种会议都不能参加了!

王选指出,评选中收礼的院士还是极少数,关键是人情关系在起作用,如果一位候选人有几位院士说好话,那选上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有一位院士说坏话,哪怕不准确,那选上的可能性就很小。“对于关系亲的,我宁肯不说话;如果觉得他该当选就投票。”

公关比攻关厉害多了

“科技界本来就不是一块净土,不是一个真空!现在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蔓延到了科技界,使得科技界更加……”王选后面的省略意味深长。

“放眼整个科技界,不仅是院士增选,还有申请项目,评各种奖项,拉关系、套近乎,送礼、侦察……这使得真正埋头扎实搞科研的就吃亏,再说也很难抵挡名利的诱惑。”

王选说自己以前奋斗多年,脑子里从没有想过当院士。丁肇中说过,“为了拿诺贝尔奖而工作,那是非常危险的!”

记者近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采访时无意中看到,几乎所有办公室的门上都贴着这样一张A4纸:“访客请注意,为保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工作的公正性,即 日起到9月30日止,恕不接待任何与申请相关的来访。”据了解,所谓的来访就是“公关”,这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科技界的“公关”风之盛行。

有些没选上院士的科学家也做出过重大贡献

“本来尊重知识分子、尊重知识价值,这是对的。但是社会把院士抬得太高,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评上院士,就好像鲤鱼跳龙门,身价顿涨百倍,住房、工资、经费申请、讲课费、出场费等待遇都大为改变,与非院士差别很大。”

王选认为有些没评上院士的科学家与当选院士的科学家并没有鸿沟,“我看到很多非院士的科学家做出很大的贡献,但不可能都评上院士”。

“今年我68岁,完全是靠虚名过日子”

王选拿自己的经历来说明问题,“错误地把院士看成是当前领域的学术权威,我经常说时态搞错了,没分清楚过去式、现在式和将来式。我38岁的时候,在电脑照 排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处在最前沿,在国际上也可以称得上十分前沿,创造了我人生的第二个高峰,但是是无名小卒,说话没有分量;1995年我58岁的时候,当 选中国两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获得两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虽然没有脱离业务,但1993年我就离开了具体设计第一 线,所以我的巅峰已经过去,我当时就觉得已经不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了;今年我68岁,3年前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但离学科前沿更远了,现在靠虚名过日子!”

记者插话道:“您说得太谦虚了!”王选摆摆手,语气加速,“是这样的,我说的是大实话!”

他拿出中国科学院学部9月11日发的《关于2005年院士增选工作中反对不正之风、重申选举纪律、保证选举质量的通知》,文件空白处写满了数字,显然王选对采访有准备,而且不乏科学家的严谨。“有这样一个统计,很有意思,很能说明问题——

“国外对1249个杰出的国际科学家和1928个国际上最重大的科研成果做了一番详细的调查和分析,发现科学家最具活力的年龄段是25岁到45岁,创造颠峰的年龄是37岁。

“但中国科学院662位院士,小于60岁的只有56人,占8.5%;中国工程院654位院士,小于60岁的只有39人,占6%。这说明大多数院士已经不在 创造的高峰期。我个人的理解,院士这个荣誉,是对这个人过去学术贡献的高度肯定,是终身的。当然年轻院士不一样,他们正处于创造的高峰期。还有一批年龄比 较大的院士仍在科研一线,还在不断地创造,这跟他们研究的领域有关。但在飞速发展的计算机信息领域,找一个70岁的权威,很难!也许有个别人可以,但按照 普遍规律来讲不太可能。有些学科,院士是有经验的,在指导年轻人如何奋斗上可以发挥不少作用,但不是当前该领域的学术权威,否则就是天大的误解!”末了他 还补充一句,“这句话可能有的院士不爱听!”

大部分院士年龄较大,按照生理规律,已经过了创造的高峰期,丘成桐等不少科技界人士也曾提出过与王选类似的观点。黄昆先生的学生郑厚植院士等曾回忆说,黄昆到了晚年,为自己没有更多学术贡献而痛苦,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并遵守自然规律。

王选说,记得周光召曾经说过,希望院士多培养年轻人、参加咨询和热心科普,自己也很赞成这个看法。

院士不是万能博士,说话要慎重

正因为院士不都是当前该领域的学术权威,不是万能博士,所以最好不要什么鉴定会都参加,什么话都说。

“现在很多鉴定会一定要请院士参加,因为院士说话一言九鼎,我已经十几年不参加鉴定会了!我很清楚,我会是很受欢迎的鉴定委员,名声大,说话有分量;又很 不懂,不会挑出毛病。我一辈子牢记杰出的物理学家、原英国皇家学会主席、190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利的话,他说,他60岁以后不对任何新思想发表意见, 他认为60岁以后思想不活跃,而且跟他年轻时曾经受过压制也有关系。”王选还举例,一位现已年近耄耋的院士前几年在报上发表言论说,“我国不用建信息高速 公路,中国没有这么多信息,浪费!”而这位院士的专业与信息领域差了十万八千里,完全不搭界。王选坦率地指出,院士对自己不懂的领域讲话要慎重,不能随便 表态!

早在1995年,中国科学院就发出了《关于重视维护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学部声誉几点意见的通知》,规定不能借用院士(集体)和学部的名义评审肯定或变相支持科技成果,鉴定推荐或变相推销其科技产品,甚至以院士名义做广告,不能做有损于院士和学部声誉的事情。

“有的人为了当院士,霸道地把别人的功劳归自己。比如项目评国家奖,只做了一些组织工作、公关工作,或基本上没做什么工作,只参加过一两次方案讨论,却要 排在第一;有的在文章或著作中,既没写一个字,也没提出过什么思想,却要署名,甚至署在第一名。其他人为了提职称或学位,或为了有立足之地,不得不顺从。 这样的人当了院士就更霸道了。”

王选十几年不参加产品鉴定会,同样,黄昆到了晚年比以前更加严谨,回绝了很多学术会议的邀 请。据郑厚植院士介绍,“黄昆是1955年的学部委员,是权威,但却回绝了很多学术会议和产品鉴定会的邀请,包括半导体方面的。黄昆认为现在学科发展这么 快,去了以后,你说和不说都不好。不说,你架子大;说了,又怕说错话,所以就干脆一概不去”。

增选院士的数量和质量有联系

对于院士增选制度,王选认为还是要严厉打击院士候选人投机取巧的做法,一旦发现立即取消资格,几年之内不能参评。一旦发现院士有学术道德问题,应立即警告;当上院士很难除名,只有警告。“我觉得公示这一招很厉害,是一个得力措施。”

《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第二章第六条规定,院士工作局将有效候选人名单通告全体院士,并在学部网页和有关媒体上公布;同时,通知归口初选部门 或有效候选人所在单位,在有效候选人所在单位公示其相关材料(候选人在5年内调动工作单位的,同时在调出单位公示)。公示时间为1个月。

王选说,“我也推荐过候选人,他们都是专心搞学问的,很努力,也有一些成绩,但评的时候跟别的候选人一比较,发现不如别人,我还是投了他的反对票。”记者问,“你推荐他是碍于情面吗?”“多少有一点,不过我还是要实事求是,对国家负责!”

王选还认为增选院士的数量和质量有联系,现在每次增选的数量不超过60人,实际上中国科技的进步并没有那么迅速,类似于中国大学的扩招。据了解,近些年很 多院士和专家对此也有相同看法,他们呼吁根据时代和科技发展的状况,适当减少增选院士的数量。王选建议说,“两年增选一次,院士们太累,而且也没什么变 化。三年评一次更好一些,名额也可以适当减少”。

他还认为对院士增选中的不正之风,如果可能曝光、公开的话,会更好一些。9 月16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载文介绍,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8月公布了3位因不端科学行为而受到处罚的科学家的姓名。邹承鲁院士说,这是一个扭 转不端科学行为在中国流行的良好开始。王选认为中国离公布院士的学术不端行为还有一段距离。

社会和院士要用平和的心态对待荣誉,学术界要人人平等

美国的院士或者诺贝尔奖得主只是一种荣誉,其获得者从没有绝对权威、一言九鼎。

钱学森在美国留学时,在美国航空学会的一次年会上,刚讲完自己的论文,就有一位长者提出意见,钱学森便说明自己的不同观点,激烈争论起来。事后他的导师冯·卡门告诉钱学森,与之争论的人是大权威冯·米赛斯,并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我支持你。

王选告诉记者,1986年李远哲获诺贝尔奖之后,同样得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特殊待遇。这个特殊待遇是什么呢?原来,大学里停车位一直很紧张,李远哲 获得诺贝尔奖后,校方就在停车场里划出了一个车位,标上“李远哲先生的优先车位”。要注意,不是“专有车位”而只是“优先车位”。而这是李远哲获诺贝尔奖 后得到的唯一特殊待遇。

王选说要是能像美国一样,淡化院士,把院士这个荣誉的诱惑降到最低的位置,那情况肯定会好得多。

寄语青年科技工作者:诱惑会让你偏离航向

最后,王选寄语青年科技工作者,不要因名利的诱惑而偏离航向。

“青年科技工作者正处于创造的高峰期,千万不要学而优则仕!组织上不要给他们过早地压上行政的重担,让他们当院长、所长、校长。所谓的当官,好像是提拔他 们、重用他们,实际上剥夺了他们自由的空间,使他们没能在创造的高峰期多做点贡献,这非常糟糕。可以年龄大了再当官,50岁再当,当到60岁。”

“同时,有才华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自己不要把做官当成一种奋斗目标,甚至也不要把当上院士作为奋斗目标,如果老想着当院士,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做好事业。要出大的成绩,必须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热爱的科学与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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