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摇撼院士制度
12月初,科学界一场关于“院士制度存废”的讨论掀起波澜。事件的导火索是一个月前,76岁的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在上海召开的一次“院士圆桌会议”上,建议对院士制度进行改革。

在我国,院士是最高学术称谓,当选院士意味着赢得极高社会声誉,两院近年来也承担了“政府智囊”的作用。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在即,在此当口旧话重提,显现院士们对于院士制度的种种疑虑已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院士制度存废争议

媒体报道称,在11月16日上海举行的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院士圆桌会议上,与会的13位院士对现行院士制提出批评,“现在的院士类似于一考定终身,承袭几千年的科举制度”、“选举过程滋生腐败”、“院士整体水平下降”、“建议取消现行院士制”……知名院士竞相质疑院士制度,此番言论经网站转载引发公众如潮水般的评论,改革院士制度的呼声渐起。

“我认为周光召先生提出取消院士制度的建议很有道理,这表达了光召同志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我深有同感和共鸣,但我相信这种建议不容易被接受。不过我真是希望学界、公众和国家领导能认真听取有关此问题的各种意见,并进行坚决的、必要的改革。”12月8日晚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胡启恒告诉《新民周刊》。

连日来,《新民周刊》记者采访了多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学术界对院士制度存废颇有争议。

有“反伪斗士”之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祚庥认为周光召的看法并不深入。他告诉《新民周刊》:“当前我们科技界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在院士制度,而是中国‘官本位’的科技体制,官员垄断权力的体制造成科技资源的分配不公,致使科技资源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也造成了‘院士神话’。如果科研体制被垄断,如果被垄断的体制失去监督,这种失去监督的权力体制就会造成学界腐败。从这种意义上说,院士制度反而能适当分散一些官员的垄断权力。”何祚庥承认,院士制度的一些缺陷产生了消极作用,但改革院士制度最关键的是要改革官本位的科技体制。

院士制度是存是废,可谓见仁见智。正在台湾出差的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教授顾海兵曾对院士制度做过专门研究,他告诉《新民周刊》,专家教授本是一个充满个性的群体,硬要对其进一步划分等级,不免令人联想起分封制、等级制、爵位制;院士制度的终身制更是背离了优胜劣汰原则。他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对院士制度改革,改革的方法包括:对院士实行任期制(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淘汰制(每年或每两年淘汰5%或10%)、交费制(不仅不应拿津贴,还应交纳会费,这也是国际通行规则);也可以改造,比如,将院士全部改称为普通会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变为中国科学学会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变为中国工程学会会员,或者改为国家科技顾问或国务院各部委的科技顾问。

以学术打假闻名的方舟子(新语丝网站负责人)在12月11日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认为,废除院士制度的说法太极端,也没有必要,就算废除院士名称,恢复到以前的学部委员称号,或改叫会员,也只是换汤不换药。“目前院士权力太大,地位太高,一些人实际上就是学官、学阀,甚至硬性规定重大科研项目必须由院士主持,非常不利于学术自由,这也是高官、企业家纷纷都想当院士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把院士当成一种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荣誉称号;另外,也应该改变院士选举制度,不再由学校、研究所等机构申报院士候选人,而完全由多名院士在内部推举候选人,这样就可以改变当前各个机构包装院士候选人、为院士选举大肆活动的不正当现象。”

为院士制度降降温

2005年11月7日,我国著名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存浩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语重心长:“目前院士太热了,院士的过度升温没有好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也强调,“院士”只是国家授予科学家的一种荣誉:“院士既不代表政绩也不代表权力,它只是代表对过去的工作的肯定。学术要积累才有突破,院士不是万能的。”

“院士制度要降温”,这是《新民周刊》记者连日来采访数位两院院士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同济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程院院士指出,院士制度其实是被炒过头了,当上院士后,一些人便频繁地出席社会活动,获取更多名利。

胡启恒院士坦言,目前社会上对院士群体持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现在社会上已经产生了一种想法,比如院士说的一定是对的、院士的主张一定是对社会有好处的、我们就跟着院士走,好像一旦成为院士,就自然在各方面都可以成为楷模,好像院士代表了科研能力、代表了智商、代表了正义……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被这样误导了。”她强调,社会人群是多样化的,人是一个抽象概念,人群质量的特征参数也是有一定的分布规律的;院士是人群的一部分,尽管经过特殊挑选,但也不能够违背一般规律,院士在总体上是优秀的群体,可是并不能因此把他们理想化。胡启恒说:“我们不是抽象的、理想的人,院士也是普通人,我们只不过在某一方面做了有益于科学技术进步的事情,或者很大的贡献。”

但事实是,近年来院士增选频频升温。“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技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了重要地位,科学院院士代表了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地位,工程院院士则代表了在工程科学方面的学术地位。”邹承鲁院士说。

国务院规定,在我国,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我国的院士享受国家规定的院士津贴为每月200元(免税)。院士所在单位也发放地方院士津贴,发放的津贴金额从1000元/月到5000元/月不等。对于80岁以上的资深院士,国务院规定每人每年享有1万元的资深院士津贴,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此外,很多人更愿意给院士一个官场级别:院士相当于副部级。“在北京院士太多了,说是副部级待遇,但配车、配房也没有完全落实。比如说我所在的理论物理所就有9位院士,如果每个人都配车,车位都找不到。”何祚庥说。时至今日,78岁的何祚庥也没有享有“院士配车”待遇,平时骑着电动车上下班。

但在一些院士稀缺的省份,院士待遇却很优厚。西北某地区曾宣布一项政策:当地院士享受副省级待遇。曾有媒体报道,西部某省在省会举行隆重的院士配车仪式,12位两院院士都配发了别克轿车,配车仪式锣鼓喧天,记者云集。

重庆市人才网发布的引进专业人才待遇规定:院士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外,市财政每月发给岗位津贴8000元,院士享受省部级干部医疗待遇。湖南科技大学引进院士待遇许诺:引进院士配偶随调,支付100万元人才使用费,100万元科研启动费,安排20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安装1部电话,配备1台计算机。山东一位院士也曾透露,他当选后,单位给多少万,所在市给多少万,省里再给多少万,加起来一年的“年薪”超过100万元。

各单位院士的多寡也渐渐成为衡量其科技实力的标志,江苏不少高校都从北京、上海等地聘请了院士做教授,多则七八名,少则三四名。有一所学校从北京聘了6名院士分别担任本校6个专业的带头人,不仅提高了这些专业的知名度,而且也招来不少慕名而来的求学者。

“社会上认为,一个单位科研能力高低就是看院士的数量,院士成为一个单位整体能力的代表。比如说院士的数量代表了一个学校的学术地位,清华、北大就会比院士的多少,院士多了,国家对它的拨款也相应增加,所以3ひ不嵛鲅≡菏慷氛!焙戊疋尤衔庵帧霸菏勘绕础笔敲挥械览淼模叶韵钅康钠郎蠛涂蒲凶式鸬姆峙洳挥Ω每丛菏康氖浚菏慷嗖坏扔诔晒唷

当选的院士往往身兼数职,忙于应付各种社会事宜。73岁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前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就坦言自己在当选院士后成为供人观赏的“花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最初几年,秦伯益兼任过国家和军队医药界各种评审机构的评委,不下十几家医药院校和政府机构请他当兼职教授或顾问。

院士增选,单位“活动”

早在今年9月下旬,两院院士增选进入评审阶段之际,中国工程院师昌绪院士就在媒体发声,称“院士增选考验中国科学界”,使得如何保证院士增选质量再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而在今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两项新规定被外界关注:其一是启动了“提名院士问责制”,要求提名同一个候选人的3位院士必须与被提名人所报学部相同,提名方为有效;其二是进入第二轮评审的院士候选人,都要到评选会场进行答辩。

每年院士增选时,院士候选人所在的单位到处“活动”已成惯例。一家全国性科技类报纸的编辑称,来自科学家的宣传费成为该报广告收入中新的增长点。对地方省市来说,院士成为一种“资源”,有的省份和部门大举庆祝所谓新院士当选,记者注意到,在今年两院院士增选中,在新院士的名单尚未有定论,各省争相报道所在地区出了几名有效候选人的比比皆是。

“因为是‘最高’,所以各地区、各部门都强烈要求在院士上实现‘零的突破’,这样的院士评选均是内耗严重、成本极大的运动,并且评上的院士也有不少难以令人信服;国家高级公务员担任院士更是有违游戏规则。”学者顾海兵分析。

就《新民周刊》接触到的部分两院院士,几乎每名院士或多或少都遇到过此类情况,院士们反映的候选人的活动方式花样百出,例如,想方设法找到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源张的家里,候选人单位给秦伯益院士送去一堆“加深印象”的材料,邀请胡启恒院士参加突出某位院士候选人的工作成绩“汇报会”。

何祚庥坦言,每逢两院院士增选期间,拉票“很厉害”,最突出是院士候选人所在单位、所在地区的领导亲自拉票,上门拜访、“写条子”等方法用尽,甚至某地方领导给参加评选的院士打招呼,说该地区是落后地区,要求他们照顾,为本地区争取名额。“参选院士本来是个人的事情,但现在科研单位、高校、省里领导,各个层次的领导都出面活动。在何祚庥看来,一些官员把院士看成了自己的“政绩”;同时,因为院士在其所在领域很有权威性,也容易拿到国家科研重点基金和科研资源。

胡启恒院士认为,出现单位到处“活动”的情况关键原因在于社会已经将院士“神化”了:“每个单位的领导都希望把自己的单位搞得更好,搞得更好没有院士怎么行呢?既然院士被神化了,各单位都希望自己的单位多出一些院士,就要向有投票权的院士介绍、推荐优秀的人,这些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意识到这是不公正的,因为如果有的单位这样做,有的单位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的单位机会就少了,而且会产生其他后果。”

何祚庥则说:“谁对我公关,第一是无效,第二是我会举报。我经常得罪人,但也有很多人喜欢我,加上我比较公道,所以更加有些人希望有我支持。”

谁来监督院士?

中国工程院设有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在1998年4月制定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行为准则》。中国科学院学部于1997年10月成立了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2001年学部主席团积极支持广大院士自觉制订《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这个被媒体称为“中国院士的十条戒律”的自律准则包括:坚持真理、反对弄虚作假;坚持严肃、严格、严密的科学态度,反对学术上的浮躁浮夸作风;坚决抵制科技界的腐败和违规行为;积极发扬学术民主,充分尊重学术领域中的不同意见,警惕和反对学霸作风等10条内容,颁布时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

“院士的一切活动应该受到公众的监督,行为应该符合职位对他的要求。”胡启恒院士说。

2003年,作为中国唯一受理学术腐败的机构,道德建设委员会首次公布了对院士投诉信的审查情况,21封投诉信,涉及院士18人。然而,以学术打假而闻名的新语丝网站这样评论:“处理结果——犹抱琵琶半遮面”。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增选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沈国舫坦言,几十封投诉信涉及院士候选人的学术道德、个人问题甚至经济问题等方面,学术道德成为投诉焦点,突出的是个人工作在集体工作中所占的比重的评估。

院士道德委员会负责对已有院士的监督,而院士大会和学部办公室负责处理对院士候选人的投诉。按照以往的惯例,中国工程院依靠“院士提名”、“归口部委、省市遴选”与“中国科协遴选”是3条平行的申报候选人的途径选拔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则通过院士推荐和归口初选部门推荐两种途径产生。按照规定,经过两轮评审,院士在认真审阅每一位候选人的推荐书、简表以及有代表性的主要论文著作的基础上,集体进行评审,获得通过者最终进入正式候选人名单。而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对获得规定票数并符合一定条件者进行投票选举;各学部的选举结果经学部常委会审查,报请学部主席团审议通过后,报国务院备案并向院士书面通报认定,最终入选者当选为两院院士。

可能的漏洞到底在哪里?记者了解到,有些院士候选人经部委评审未通过被淘汰后,就立即去找几位院士提名再次进入选举流程。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规定:对连续被提名3次的有效候选人,将停止一次候选人资格。按照这个规定,凡1999年、2001年、2003年已连续3次被提名的工程院有效候选人,2005年停止一次候选人资格。

何祚庥认为院士增选时有两种干扰存在:一是推荐院士时,对某些院士候选人是否够格学者们看法不一;二是参评的院士往往会收到一大堆反对某院士候选人的匿名信,一些匿名材料往往不属实。

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分析:“候选人的资料,包括学历、工作经历、学术成果及后附备查的论文,一般由学部委员会提前公布,如发现不属实就会取消候选资格,这个环节不存在暗箱操作。可以操作的,就是候选名单的申报、确定和选举大会前拉票这两个阶段。有些候选人水平不够却被选上了,就是做了幕后活动。有些单位或地方在这方面是非常活跃的。”

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教授则认为道德建设委员会的操作过程是暗箱操作:“道德建设委员会没有尽到公布具体处理结果的义务,对外是封闭的,‘学官’们在内部受到‘保护’,这个过程非常巧妙。”

事实上,中国院士制度建立至今,只有中国科学院有两个被劝退的院士,分别因经济或政治问题,从来没有院士因为科学道德而被除名。“美国处理学术腐败、学术 不轨行为比较严格,就算你是大学校长又是院士,如果出现学术腐败,仍要引咎辞职,是否取消院士称号则要靠院士会议投票决定。我们国家有若干教授当了校长、 出现学术不轨行为,还可以继续升官、甚至参选院士。”何祚庥说。(编辑 李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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