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社会主义与中共新意识形态

郑永年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反思改革"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知识"话语"的主调子。尽管各种反思关联到这些年来这样那样的具体政策,但在反思和争论的深处则是对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发展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疑问和挑战。如果不能回答反思和争论过程中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有效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就会成问题,改革的可持续性也会成为问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社会就国家的改革方向应当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即姓"资"与姓"社")开始进行争论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的政策。"不争论"政策的特殊时代背景是八十年代末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改革迷失了大方向,各方面的发展举步不前。不仅中国本身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遇到了困难,前苏联和东欧的改革更是导致了共产主义体系的解体。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毅然决定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通过发展来缓解和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着的问题和矛盾。在邓小平那里,一旦国家确定了经济发展这个大目标,那么就要寻求最有效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不管是资本主义的方法还是社会主义的方法,只要能够推进经济发展的,中国都是应当加以采用的。这也就是有名的"猫论"。

显然,在"不争论"的背后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远见。"不争论"政策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尽管承认了市场经济,但只是附属的地位。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主导下,中共开始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列,市场经济在中共意识形态中的合法性成分大大增加。但直到十四大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市场经济才被赋予了全面的合法性。

接下来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策层面的落实。与此同时,也逐渐调整中共的政治体系来适应新的经济体系。1997年中共十五大,全面落实"抓大放小",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私有化改革政策。政治改革尽管不是十五大的主调,但也可以看出中共已经开始调整现存政治体制,最主要的是提出了把建设法治国家作为政治改革的方向。

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的变革可以说变成了主题。十六大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执政党的转型提上了议事日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了多元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执政党如何通过代表这些利益来扩大管治的社会基础很自然成为最主要的政治议程。十六大确立了私营企业家入党的合法性,并在次年的全国人大上,通过修正宪法,把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

但是在一些新兴社会阶层的社会经济利益开始反映于政治过程的同时,传统社会阶层如工人、农民以及另外一些新兴社会群体如农民工等的利益似乎被边缘化。这些社会群体可以说是"弱势",但还继续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忽视他们的利益就会有不堪设想的政治后果。也很显然的是,由利益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分化也会使得中国的总体发展变得不可持续,转而影响所有社会阶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反思改革"被自然地提了出来。在一些人看来,所有负面的东西似乎可以和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有关。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老左派、新左派等走在"反思改革"的前沿,但就连那些被视为自由派的学者和政府官员也对改革的方向产生了怀疑。可以说,这场争论既有背后各种利益的驱动,也有各种不同意识形态因素的驱动。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结合也正在使得这场争论显得非常有生命力。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正在进行中的这场争论和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层形成以来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有关联。笔者曾经强调过,以人为本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执政理念,而且从长远来看,更是中共新型意识形态即人本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尽管人本社会主义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遭到过官方的批判,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概念在指导中共各方面的政策上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三个代表"经常被误读成为中共只侧重于第一和第二个"代表",即"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先进的文化",那么人本社会主义可以纠正这种误解,因为它侧重的是最大多数的利益代表问题。

针对目前的争论和反思,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已经明确表示要继续改革,以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但这还远远不够。在改革的这个关键时刻,在实行人本社会主义政策的同时,更重要的要把人本社会主义从概念发展成为一整套理论,或者新的意识形态,即是说要系统地论述人本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观。

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当鼓励这场正在进行的争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尽管对各种问题的争论不时地浮上中国社会的台面,但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的争论,争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被停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利益的分化,意识形态必须加以社会化。中国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但任何自上而下的、不能反映各种社会利益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可行。执政党的责任就在于综合各种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因素,把之整合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新意识形态在指引政府政策制定的同时也给社会的各阶层指明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方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意识形态也应当可以成为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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