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郭汉英教授

李大西

6月5日早晨,当我在北京大学听到朋友告诉我郭汉英教授已在当天凌晨过世时,不异于晴天霹雳,难以置信,恍如梦中。梦醒之后,顿感心如刀割,独沧然而涕下。

汉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我们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但是各据地球的两端,已有十几年未曾谋面。这次从美国动身之前,仿佛冥冥之中有声音在呼唤,我特地请我们的共同朋友柳怀祖先生安排我和汉英6月7日在理论物理所见面。没想到,他竟然5日就走了。

911在纽约世贸大楼大难不死,逃过一劫之后,本以为已经参透生死,没想到,听到死讯,还是免不了心潮激荡。今天在八宝山举行汉英的遗体告别仪式,我远在广州无法参加,特请老同学代我送去鲜花,花圈,并草此文,纪念亡友。

一. 初识郭汉英

我和汉英的第一次见面是1978年,但与他交流,受他指导却早在1977年,而且影响到我终生的物理之路。早在初中时,我就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文化革命下乡后,我耕田之余,就偷偷学习量子力学,相对论,幻想有一天能一鸣惊人,象爱因斯坦一样,写出惊世之作。下乡四年之后,有幸上了大学,做了工农兵学员,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日夜苦干,写出了一篇叫"一个新的引力方程"的论文。自认为推出了一个能保证引力常数为零的新引力理论,并算出了新旧理论在广义相对论四大实验结果的差异。我把论文投稿后,却久久未能得到回复。我想,当时的审稿者,有的可能根本就看不懂,能看得懂的人可能觉得一个工农兵学员写的文章,不可能对,根本就不愿意花时间去找出毛病。我后来的高能物理理论研究生导师李华钟教授看了我的论文后,说他自己不是广义相对论的专家,建议我请教郭汉英。信发出不久,居然收到了郭汉英的回信。当时的汉英,在我眼中是个大权威,能与他交流,当然十分激动。汉英是当时唯一一个认真分析了我的推导,指出了致命问题的人。他告诉我,我做的微扰计算中有一项有协变性的问题,不明确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出宇宙常数为零的结论。我做了辩解,做了修正,但都未能彻底克服这个问题。汉英还告诉我对称性的重要,指出广义相对论不能和量子场论相容的问题,是个要害,也许解决这个要害问题后,才有希望解决宇宙常数为零的问题。他的这段话使我终生受益匪浅。也促使我走研究大统一理论到超弦理论的道路,想完成爱因斯坦未竟的统一梦。我一直对汉英心存感激,特别佩服的是他在百忙之中,能抽出宝贵时间,仔细推敲,指出一个无名小卒的错误之处,耐心地交流指导。在目前的功利社会,这样的人就更为难能可贵。

1978年在广州开会时,我见到了汉英,才发现他竟然是一个英姿勃勃,风流潇洒的年轻才子。知道他是郭沫若的儿子。他面对权威,相当高傲,自负,但又十分平易近人。

二. 重逢纽约

1980我赴京参加李政道先生组织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计划考试,被哥伦比亚,耶鲁和纽约市大学录取。我最后到纽约市大学研究大统一粒子理论,和当年郭汉英的影响也有一点关系。我在美国的第一年相当意气风发,高分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还在著名的《物理评论》上发表了合作的一篇文章。但是,第二年却面临了相当严峻的考验。体检时发现了我有听神经瘤,必须马上手术。这手术有相当的危险性,但不手术,危险更大。我当时自认已有博士论文的绝好想法,担心动手术会损坏脑神经,没法写完论文,很想写完博士论文,答辩后才动手术。我太太认为健康第一,必须马上手术,形成了僵局。当时,理论物理所的张肇西教授和我们住在一起,非常关心地跟我分析利害得失,对我做出理性的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汉英这时正好来到纽约,也马上投入了说服工作。在大家的劝说下,我终于下了决心,做了手术。好在前后13个小时的手术十分成功,半年后就康复了。这种事情,在美国属于相当私人的问题,美国人一般是不会参与意见的。其实肇西和汉英也很明白出主意的风险。多年后,我太太才告诉我,当年,肇西也劝过她,不要太过强烈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说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很理解我的想法。如果硬逼我去做手术,如果手术失败,我可能会恨她一辈子。对这件事我一直都非常感谢肇西和汉英。我这次到北京,要见的第二个老朋友就是肇西。6月7日见到肇西时,谈起汉英的突然离去,我们都唏嘘不已,感慨万分。好在,肇西看来非常健康,活跃,让我十分欣慰。

三. 夜话日本

我和汉英的另一次较深的交谈是1984年在日本。当时,我在筑波的日本高能物理研究所(KEK)做研究,汉英在京都大学做短期访问。他到KEK看我们时,我们做了彻夜长谈。他曾到他的同父异母日本哥哥家里去过。他对我的第一个劝告是,如果你的日语不精,在日本还是讲英语为好。因为日本人对语态的轻微不同,非常讲究。日语不精,一出口就很容易得罪人。如果你是白人,那还没关系,如果你是黄皮肤黑头发,那就是大问题了。我想这一定是他的切身体会,我认真接受了他的忠告,为少惹麻烦,还是少讲日语为佳。他很尊敬他的父亲郭沫若,但谈到他父亲给他带来的影响时,他的感受就十分复杂了。他说,革命干部吃香时,他被称为臭知识分子子女,现在知识分子吃香了,他又被叫做高干子弟。他认为父亲并没有给他们兄弟带来什么父廕,更多的反而是厄运。他的弟弟就是因为受父亲牵连而在文化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他自己在文化革命中,也险被整死。汉英写得一手好字,颇得其父真传。但是他心高气傲,敢说真话,在文化革命中,居然敢公开说毛主席的书法也有败笔。这一说法,在当时,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时没被整死已算万幸。不过汉英实事求是,直言不讳的风格却毫无改变,实在难能可贵。我们当时都对日本能培养出自己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而中国却看不出什么苗头,深为感叹。都觉得中国文化倾向于鼓励平庸,也许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欢聚蒙特利尔

1985年,我得博士后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当时最前沿的超弦理论。汉英也到麦基尔大学做短期访问。这是我们相聚最长,也最为快乐的一段时间。他很喜欢我的儿子,经常逗他玩。我们一起在蒙特利尔爬山,逛街,品尝美食,到千岛群岛旅游,十分快乐。麦基尔大学被称作加拿大的哈佛大学,物理系就是由核物理的祖师爷卢瑟福创立的,有很强的学术气氛,经常邀请一些名家讲学。我和汉英对我们关心的超弦理论作了不少讨论。我告诉他,当我应邀到大数学家邱成桐先生那里做关于超弦模型的报告时,邱成桐先生说,他的代数几何理论,懂的人极少。这些物理学家,根本就不懂,居然敢用,胆子真大。汉英听了哈哈大笑,说依样画葫芦,做点计算,并不难。其实,有的做超弦理论的物理学家如威腾,数学比很多数学家都好。后来,威腾虽然没拿到物理诺贝尔奖,却拿到了菲尔德奖章,相当于数学的诺贝尔奖,证明了汉英的判断相当准确。而邱成桐先生其实相当重视物理,他获得菲尔德奖章的工作就与物理有密切关系。他很善于从物理中获得灵感,对超弦理论很有贡献。

五. 伤别

我最后一次见到汉英是1995年在汕头大学举行的首届世界华人物理学大会。那时我已离开了物理学,在华尔街工作,但心头对物理还是念念不忘。

1997年在台北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人物理学大会上,我找不到汉英,甚至听说他因病去世了。后来,仔细了解,才知道汉英得了一场重病,但已康复。这才放下心来。我在会上作了个物理在金融中的应用的报告。我深感荣幸的是我和朱棣文同一天在同一地方做报告,并且在从我们住的圆山饭店到报告会场的路上,我们有机会交流了各种想法。他对我们准备成立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的想法很感兴趣,还表示,只要时间没有冲突,他愿意参加我们的成立会议。11月份我们协会成立时,很高兴他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不过,他一下子忙得不得了,也无法参加我们的大会了。

我痛下决心,彻底离开物理的一个原因是在这次大会上,我发现有的物理学家对我们搞的离经叛道的金融物理十分反感。既然离开了,又何必纠缠呢?当时我发现,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正向亚洲扑来,主要目标就是香港和中国。组织我们协会的专家,为中国抗击亚洲金融危机出谋献策,对祖国更有意义。我们给中国政府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警和建议,起了一点作用,还收到了中央政府的感谢信。接下来,推动祖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推动留学生回国创业,为祖国引进人才,技术,资金和管理,成了我最近10年的重点。2002年参观四川乐山郭沫若故居时,看到解说词有误,说郭汉英文化革命期间被逼害致死,就想通知汉英。可惜的是,一直没有和汉英联系上。另一令人遗憾的事是我最近才听说汉英97年后也在做经济物理学,在这个领域我们本来可以有合作的机会的。

六. 结语

汉英过世后的三天,我在北大和科学院,头脑中都是汉英的形象,不由得想起了苏东坡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遥想汉英当年,雄姿英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在和甘子钊院士等汉英老友的聚会上,多喝了两杯,遥祭汉英,请汉英一路走好!

本文作者李大西博士系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主席、凯思比海外创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前雷曼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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