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应该造福人类的
--访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副校长冯达旋教授
按语： 应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潘国驹教授之邀，著名物理学家、美国达拉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副校长冯达旋教授于2007年4月2日至5日访问新加坡。冯教授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新加坡度过的，所以也算是回家。
问： 您出身在印度？
冯达旋
(以下
简称冯)：		 对。生下来几个月后就回中国。小时候又随家人来了新加坡。小学是在新加坡"养正"读的。1958年从养正小学毕业。
问： 说说养正给您的印象以及对您的影响好吗？
冯： 半个世纪过去了，很多事情都模糊了。不过，我记得我们学校在一个山岗上，守门的是印度人，养正当时的老师大多中国来的大学毕业生，程度相当高。桂承平老师教我们中文，她的文学艺术造诣很深；校长是林耀翔，纪律抓得很严。学校很传统，每天要给国父三鞠躬。那时我们是剃光头的，不可以留发，哪里像现在。
问： 当时养正是双语教学吗？
冯： 基本上是中文，英文是副科。我的英语主要是受家庭影响，我父母的英文都很好。
问： 您和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是好朋友，我看到他的一本谈论教育的书，您写的序。
冯： 是的。杨现在是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我和他曾在哥本哈根大学玻尔研究所共事过。他和冼鼎昌、徐湛、吴成礼等几位是文革后中国最早派到玻尔研的中年科学家。他最近几年有关高等教育的文章很受中国政府重视，温家宝也时常接见他。
问： 杨福家是中国人，却做了英国大学的校长。联想到，美国大学以前有田长霖做了伯克利校长，现在杨祖佑是圣巴巴拉大学校长，而您是达拉斯大学副校长，美国大学华人校长为什么少得可怜？
冯： 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的悲哀。美国几乎每间大学都有中国人教授，但到了院长这一级，就少得不得了，到了副校长一级屈指可数，而美国3000多所大学，中国人当正校长只有杨祖佑一人，这是我们的悲哀。你想想，如果我们能像犹太人一样，有100多个大学校长，对美国的影响肯定会和现在不一样，当然也会对中国乃至亚洲地区产生更加积极的作用。不可否认，我们自己的观念也有问题，一般中国人只顾埋头学问，在行政事务上不太积极。
问： 您上任副校长以后，有什么新措施？
冯： 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纪，大学一定也要全球化。全球化不是美国化，现在美国大学生除了英语，很少人会其他语种，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少之又少，所以，我现在推动的是，让学生大量出来，到别的国家交流，甚至去欧洲、亚洲读大学。为什么美国人一定要在美国读大学？这个观念若不打破，就是美国的悲哀。
问： 刚才听您说，您这些年去中国103次，接触了那么多大学的校长、教授，请您谈谈中国教育有什么利弊？
冯： 我倒觉得杨福家说得很好，中国教育的问题还是重视人才不够。中国人捐钱就是盖楼。犹太人上亿美金捐出来都是建立讲座基金。这点中国人做不到。
问： 新加坡和香港比，面积和人口都是香港的一半，但新加坡只有两三间大学，香港却有十多间。您觉得新加坡大学是不是太少了？
冯： 新加坡近大约350万人，我觉得三间大学也差不多了。以色列600万人，也只有6所大学。数目不一定要多，关键是质量。香港的大学实在太多了，现在他们把大学分成两类，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文大学是同一个级别的；另外城市大学、浸会大学等等属于另一个级别。香港这些大学教授的薪水非常高，但问题是薪水高，不一定能请到世界一流的人才。这就是问题所在。
问： 中国科学家未来几年有可能获诺贝尔奖吗？
冯： 你的问题让我想到2003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保罗oCo劳特伯（Paul C.Lauterbur），他上周刚去世。 他是因为对核磁共振成像技术（MRI）的巨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他家里很穷，家里没有一个大学生。这个人一直就在思考把科学技术运用到造福人类上。这种想法在中国的学者身上不多，中国学者关注自己有限的专业，忙着论文、升级。你想想核磁共振对人类的影响多么大，这种人的确应该拿诺贝尔奖。我认识他的太太，他去世之后，我给他太太一个电邮，我说："Lauterbur对人类的贡献，高于诺贝尔奖。"也就是说，诺贝尔奖也不足以表彰他对人类的贡献。杨振宁先生就非常欣赏他。所以我说杨振宁有两个层次，一个非常抽象，一个非常实际。杨先生虽然自己做理论，可他也非常关注科学的实际运用。
问： 听说您明天去访问新加坡的孔子学院，我从网上得知贵校也开办了孔子学院，请您谈谈这个好吗？
冯： 中国到了2000年的时候，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他们看到法国在世界各地都有"法国语文学院"、德国在世界各地有"歌德学院"，推广自己的文化。所以，中国政府决定在世界各地建立100所孔子学院，推广中华文化。几年下来，现在已经超过100所了，在桌子上等批的还有100多家。我们达拉斯大学开办的孔子学院是美国第17所孔子学院，在德州是第一所。我校孔子学院是开放式的，欢迎北德州各大学参与合作和利用。藉此把我校人文学院办成北德州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以此带动北德州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兴趣。孔子学院有一个好处，没有强行规定你一定要做什么，不仅仅是四书五经。我们的特点是翻译，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
问： 您后来去过印度吗？印度的科技水准如何？
冯： 去过。1990年我去加尔各答大学讲学，那里有个核物理研究所。两年前去访问了印度理工大学。印度很奇怪，当然最近印度经济发展也很快，但它的大学科研水平还是很低，比中国差很多。我觉得这与他们的教育方针有关，印度最好的学生，读完大学全跑出来赚钱，不留在印度。印度人和中国人不一样，他们不太有国家观念，中国人一向有抱负国家的观念，要争全世界第一，所以，未来中国的航天科技一定会更加超越其它国家。中国人最讲国家尊严，而航天科技最能反映出国家的尊严。印度人不会这样，他们各邦分散，语言也互不相通，印度人始终难以形成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国家统一的观念。中国基本上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我想这是中国和印度的基本不同，这个不同也影响到两国的科技决策和科学家的心态。
问： 您的分析很好！谢谢您抽空接受访问。
附录：冯达旋简介

1945年10月28日生于印度, 1968年获得Drew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1972年获得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1976年任教于Drexel大学，曾获选为Drexel大学M. Russell Wehr讲座教授，曾任SAIC（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副总裁、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负责研究的副校长等职。 　

作为教师，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带出了7个博士、6个博士后，以及指导过许多本科学生。他是七种国际刊物的编辑。1997－1998年，他创设了独 特而又深具影响力的研究顾问委员会，联系触及全球。作为UTD高管，使UTD的研究经费从2001年的1400万美元增至2006年的5000万美元。在 智力投资方面，他招聘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兰o麦克迪尔米德和拉塞尔o赫尔斯)、欧洲航天局前局长、HONEYWELL的整个纳米研究团队。他积极培 育与产业界的合作，Oracle空间数据中心就是一个例子。2003－2006年，他启动并发展与拉丁美洲最强的数学研究所--墨西哥Centro de Investigation en Mathematicas的合作，极大地增强了UTD的数学研究。过去6年，他的办公室发行世界上负有盛名的电子周报---星期五-FYI，全球有2万多名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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