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与盖茨:花开两头

潘国驹

日前,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广州作了一场名为"怎样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报告。他提出创新可以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和任天堂(Nintendo) 四种体系。  

杨振宁认为,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最需要的是盖茨和任天堂这类会赚钱的人才和企业,暂时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太多用处。  

杨教授此话一出,即刻引起学界的争论,甚至招致网民的"讨伐"。某些媒体报道时,为了取得"耸人听闻"的效果,标题就叫:"杨振宁认为中国暂不需诺贝尔奖"。  

这种简单化的总结,促使了大家的误解,似乎杨振宁在鼓励年轻人"向钱看"、去争当大老板,而看轻没有经济效益的基础研究。  

我想,杨振宁先生当然知道诺贝尔奖的价值,也知道基础科学的重要,因为这是将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所在。但他认为以目前的中国国情来看,在比尔·盖茨和诺贝尔奖之间,中国急需的是前者。  

以笔者之见,比尔·盖茨和诺贝尔奖是"花开两头",不能只顾一头,丢下另一头,两枝皆要表一表才行。再说,诺贝尔奖和比尔·盖茨之间,也不是必择其一的取舍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  

基础科学做后盾  

不错,中国当然需要比尔·盖茨这样的企业家人才,但是比尔·盖茨也不是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没有爱因斯坦、没有基础科学做后盾,也就没有腰缠万贯的比尔·盖茨。  

这使我想到北欧国家,他们非常重视基础研究,拥有一些诺贝尔奖得主,但也十分注重科学技术产业化。  

譬如芬兰和瑞典政府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就相当大,同时又能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效益,分别诞生了诺基亚手机(Nokia)、宜家家具(IKEA)这样的企业王国。  

除了北欧诸国,以色列、瑞士的经验,对我们新加坡同样具有启发和激发作用。  

盖茨式的创新为美国和全球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杨振宁希望中国出比尔·盖茨,给国家带来财富,其心愿固然是好的,但比尔·盖茨这样的大企业家也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才能造就出来。  

以目前中国的现状,要培养出比尔·盖茨或日本任天堂企业,看来还缺乏必要的土壤。  

对科学家或文学家而言,比起外部环境,他们本身的天赋更为重要;对企业家而言,除了本身的才能,更多得依赖社会环境及商机,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运气"。  

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有目共睹。但要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就必须储备后劲,要花开两头,枝枝兼顾。   

这意味着,不能仅仅只有比尔·盖茨和任天堂式的会赚钱的创新人才,一定还要有爱因斯坦和杜甫式的创新人才;不能仅仅培养科学家(应用科学或基础科学),还要培养人文学者(譬如刚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李安),甚至英明的政治家。  

一个没有人文精神的国度,科技再怎么进步也是乏味的。试想一下,没有屈原杜甫曹雪芹的中国、没有莎士比亚的英国或者没有托尔斯泰的俄国,那简直不可思议!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报业集团华文报咨询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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