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气象交流
---- 十八年前破冰的回忆

张 智 北
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系

1970年代以前,海峡两岸严重敌对。到1980年代双方关系开始渐渐解冻,学术交流走在最前面。许多科学界,像物理、化学等,通常是先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接触认识,然后开始在海外举办双方参加的科学研讨会。但政府之间还是絕对排斥,更沒有如海基会/海协会的机构在运作。那时在台湾的公务员想都不敢想像和大陆任何人有任何接触,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因为气象活动,包括气象学会,都和政府官方机构--气象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气象交流合作虽然对民生比其它科学更有直接实质的意义,反而是当时唯一不能交流的学术领域。

1987年底,北京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的陶诗言、丁一汇两位教授访问香港天文台(当时叫做「香港皇家天文台」),他们认为气象对两岸三地都很重要,向香港的朋友表达希望两岸气象学家能在香港交流的意愿。但港英政府的立场,一贯对两岸之间的任何事务都非常忌讳,避之惟恐不及。幸好当时英国政府为了準备香港回归中国,破天荒的任用了第一个华人台长岑柏先生。1988年初我访问香港,岑柏台长和高级科学主任林超英知道我正在参与中央气象局气象现代化建设的规划,就告诉了我陶、丁两位的推荐。

这个消息带回台湾,在当时保守的环境及政治掛帅下引起不少震盪。很多人积极赞成但也有人犹疑或反对。首先力表支持的是台大大气系主任蔡清彥教授。由於当时台湾政府的立场,气象局吳宗尧局长虽然私下乐观其成,但表面只能保持缄默。(1979年蒋经国宣佈对大陆的政府立场「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后因为科学界难免会在国际会议上与大陆参与者碰见,国科会主管国际合作的副主委王纪五就将「不接触」:扩展为另一个妙不可言的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握手,不回避。)

比较犹豫的一些大学教授及气象局同仁们表示,如果名义是两岸气象研讨会,他们会有被戴红帽子的顾虑。为了释解这些顾虑,我和蔡教授商量也许在美的华人学者可以想办法由美国气象学会(AMS)出面组织代表团。回美国之后,我联络了在NASA任职的刘家铭博士,一起去见AMS的理事长Richard Hallgren博士。他是前任美国国家气象局长,因中美双方气象合作协议,和大陆的国家气象局(后换名「中国气象局」)局长邹竞蒙先生很熟。见面时他表示非常赞成支持,但是因为这个想法相当特殊,他需要一个晚上来思考沉淀。第二天,从官僚体系出身的Hallgren博士果然担心风险不明,而作了AMS暂不参与的保守安全的选择。

之后我想到请美国大学大气研究组织(UCAR)的总裁 Richard Anthes博士出面。他一听完立刻答应,当场授权我代表UCAR参加推动和筹办的工作,並指定UCAR国际合作组长Karen Sawyer女士负责协助相关事宜。Anthes博士的热心帮助解決了台湾气象界参加的顾虑,但卻造成了大陆方面的问题。对大陆而言,「一个中国」的根本原则絕对不能妥协。当时的看法是,如果美国参加,三方面的会议便成了国际会议,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疑虑,这是大陆絕对不可能接受的。为了解決这个难题,我先后在美国及北京参加中美大气合作会议时和邹竞蒙局长沟通,爭取到他同意UCAR出面有助於克服台湾气象同仁参加的困难。当时各方达成的君子协议是,研讨会由来自台湾、大陆、香港及北美洲四个地区的若干气象学家用个人名义组成筹备委员会发动,由岑柏先生邀请到香港开会。大家同心协力为海峡两岸的气象界著想,诚意合作,避免政治问题。会议题目是「东亚及西太平洋气象、气候研讨会」,因为此地区大部分科学家使用中文,故会议以中文为主,英文为辅,可是论文集用英文。第一次筹委会于1988年11月在香港天文台召开,有台湾、大陆各四位,香港三位,北美两位出席。两天会议中详细讨论、推敲、決定许多细节,例如:
  • 主办单位是完全以个人名义组成的筹备委员会。(香港天文台只是地主。)
  • 两个赞助单位是UCAR(经费补助)及世界科技出版公司(捐助出版费用)。
  • 参加名单由四个地区的筹委会委员提出,由岑柏先生及我以筹委会主席及副主席名义共同邀请参加者以个人身份到香港开会。
  • 所有来自两岸政府单位如气象局、海洋局的参加者,不列所属单位,只用街道地址。(如中央气象局的同仁写台北市公园路64号,大陆国家气象局的同仁写北京市白石桥路46号。)
  • 初步估计台湾、大陆参加者各20余人,香港10余人,连同世界其它地区共約80人,
  • 研讨会订在1989年7月6至8日召开,……等等。

之后台湾方面由蔡清彥教授全力推动,吳局长幕后支持。大陆方面因为幅员广大、气象单位眾多,邹局长找来他得力的干部,中国气象学会秘书长彭光宜先生居中联络协调,在他们內部多次开会,选拔出各单位的学者专家。我及几位朋友则联络、邀请两岸三地以外的学者,除了美国之外,还有来自加拿大、新加坡等地的学者、专家。眼看一切筹备进行相当顺利,大家都等著这历史性的气象研讨会即将到来。

1989年春天,原本气氛平和的天安门广场聚集许多学生群眾,到4月后情势变得越来越紧张。那时邹竞蒙局长获选世界气象组织(WMO)主席,人在日內瓦,我因为有些担心,记得曾打电话给丁一汇教授。他对我說不用担心,而且香港的会议已经是高层同意的,应该沒有问题。但到了六月四日,天安门爆发流血冲突事件,局势明显改观。因为消息混乱、正式联络管道断絕,情況混淆不明。消息传来,中共政府宣佈暂停所有对外交流活动。我仍设法和少数家中有电话的大陆学者直接通话,包括中国科学院叶笃正教授、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中心巢纪平教授,及气象局若干单位的领导等等。当时的消息是政府单位因直接受党的统一指挥不能派人参加会议,但学术单位也许可以参加。后来联络越来越难,6月中旬叶笃正先生告诉我以后不能再打电话给他了,而原来以为至少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学者可以来港与会也越渺茫了。次日报载中国主管科技的副总理演讲宣告科学方面的海外交流将继续。我就打电话给当时在北京代理主管气象局的副局长章基嘉先生。他告诉我說香港会议性质特殊,不包括在那篇讲话的內容之內。我随后两次打电话到WMO去找邹竞蒙局长,但他都說他现人不在北京,不清楚情況,一切只能由章副局长決定。过后我又再打电话给章先生。记得大約是加州半夜三鲇,电话打到天光将亮,那时国际长途电话费很贵,打了数百美金。他表示国內局势动乱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指示,其它后果相对都不重要;我则爭辩研讨会根本不涉及大陆內部政治问题,希望能以那位副总理有关对外科技交流的讲话为準。结果双方各自坚持己见,谈得很不愉快。

当时美国也有几位华人学者因为抗议天安门事件而主张取消会议的召开。我则希望說服他们这个会议是大陆气象学者朋友们一致企盼参加的活动,不是党政主管当局要开的会。取消的主张岂不与中共保守派不約而同﹖我觉得我们的眼光应该放长放远,取消开会对促进大陆改革开放和两岸交流都无助益,只是让两岸气象同仁们失望。后来大部份旅美学者都同意了我的意见。

大約6月20日左右,大陆方面正式知会UCAR联络人Karen Sawyer 女士会议暂停举行。我在无可奈何之下,数度再打电话到WMO找邹局长都联络不上。四天后,我按原定计划要到台湾。在旧金山机场碰到飞机延误,有好几个小时无事可做。於是我再设法打电话到日內瓦。WMO的人告诉我邹局长去了西班牙开会。我最后飞机登机前一小时在西班牙的旅馆裡找到他。我說:「好不容易才安排出来的第一次两岸气象交流,若就这樣取消,双方关系不但不进,反而将倒退十年。」邹先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說:「我认为你的话有道理。这樣吧,让我想想看有什麼办法,但是我人不在北京,恐怕也出不了力。」

到了台北,将事情经过及情況告诉蔡清彥和其它几位教授,大家都很失望。不料两天后,Sawyer 女士传来电报:「会议恢复,照原定7月6-8日在香港如期举行。」这实在是个出乎意外的惊喜。大陆方面除叶笃正先生由他人宣读论文摘要外,所有的人都将準时出席报告。

好多位大陆朋友见面就說真是奇蹟,问我是否刚飞到日內瓦见邹局长又再和他飞到北京﹖往返奔波是否劳累﹖……,甚至还有其它更神奇离谱的传言。后来我才知道邹局长次日从西班牙飞回內瓦,立刻找了中共驻联合国(日內瓦)大使,共同急电北京才扳回局势。也是因为他和中共高层的关系,加上担任WMO主席的身份,才让北京当局特別重视他的意见,而让两岸气象交流研讨会成为六四事件时破天荒准许的唯一一个大陆科学家参加的海外活动。

当时香港许多人对「六四」反应非常剧烈,到处是抗议的红、白布条,有人說这恐怕也是中共当时反对在香港举行会议的原因之一,担心抗议的气氛影响大陆与会科学家出来后就不回去了。因为会场分设在天文台和香港大学,这两地间有相当距离,与会者每天来回都要经过许多触目惊心的抗议布条之下。但整个会议开得相当热烈顺利,大家都很高兴,7月8日这历史性的两岸第一次气象会议圆满闭幕,所有的大陆与会者也都如期返回。

1989年7月初在香港的会议不但开始了两岸气象界全方位的各式交流,更衍生了许多其它的发展。这个东亚-西太平洋气象气候会议十一年中一共举行了四次。第二次是1992也在香港举行,举行之前也有波涛荡漾。原来若干年前WMO有次在欧洲举行一项研讨会,台湾有位气象同仁投稿,审稿主席是某学者教授,接受了他的论文在会中报告。这位朋友回台后兴高采烈地接受了报纸访问。第二天,报上斗大黑字标题:

「我突破中共封锁,成功参加联合国气象会议。」

从此之后,中共对WMO会议特別注意。那时正好又有一类似状況,结果论文沒能被大会接受,引起一些人发起抗议。另外,那时两岸都在加紧管控,在双方与会者名义、地址上斤斤计较。后来各自做了妥协,台湾有的朋友只看到了一边,遂在报上大加鞭伐,批判不让中央气象局的名称出现是丧权辱国….,等等。所以第一次是大陆方面有力量阻挠以致差鲇流產,第二次是台湾方面有人抵制而气氛紧张,有一些参加第一次会议的教授就拒絕参加第二次。但原来对第一次会议持相当保留态度的陈泰然教授这次不但转为积极支持,而且还号召了比第一次还多的台湾气象同仁与会。

第二次研讨会时蔡清彥已接任中央气象局局长,他和邹局长两人虽因职务关系,不便成为与会的正式代表,但都各自表示只要对方会来,他就会到会场来旁听。那时虽然「三不政策」已经松绑,但情況依然敏感,蔡在会场只能与邹握手客套,不能公开交谈,但已是双方局长第一次正式见面。而且是一个在延安长大的中共第一代气象员,一个是第一位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气象局长。之后台湾报纸还做了在港记者专访邹局长的报导。会议第二天晚上UCAR总裁Anthes博士和我在凯悅饭店和他们两位局长聚餐,彻谈竟夜。由此发展出来的友谊后来影响深远。气象方面最有意义的,包括两岸后来在南海季风实验时的合作,使得美国NASA和澳大利亚气象局的双都卜勒雷达计划,一个设置在东沙岛,另一个在大陆海洋实验船上,共同观测研究台湾海峡的对流系统。第三屆1996年在中坜中央大学举行,会前正是台海「飞弹危机」,照理两岸的紧张远比前两次严重的多,但前两次成功的会议使得双方的气象交流完全沒受到影响,参加非常踊跃。大陆由中国气象局马鹤年副局长率30人的代表团来台,是飞弹危机后来台的第一个官方访问团。第四屆2000年在杭州举行,这次台湾代表团由中大刘兆汉校长领队,谢信良局长和大陆溫克刚局长均正式出席。这樣十一年来从香港破冰,到台湾、大陆轮流做地主,整个研讨会系列在历史上告一段落。随后而来的是双方大规模、全方位,经常性、连续性的气象交流合作,已经很少再听到有担心政治问题的事了。

邹竞蒙和蔡清彥两位局长的友谊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在1997香港回归大陆前还发生了作用。当时因台湾和香港民航协议是由民间航空公司签订,香港代表是英商国泰航空。1997后这个影响台湾经济命脈的港台航線能否继续,如何继续,產生了很大的变量。当时蔡清彥教授调任民航局长,这块烫山芋就掉到了他的手上。若拖过97香港回归,问题将更为棘手。当时交通部长刘兆玄指示他可以用各种方法解決问题。那时两大问题:一个是要如何开展台湾-澳门的航線来分布风险,但澳门航空是由中国民航控股;另一个是国泰航空屡屡以中共政府幕后的指示作筹码,但台湾又无从证实其真实程度。於是他请我趁经常赴北京开会及讨论研究之便,和当时刚退休任气象学会理事长和气象局名誉局长的邹竞蒙先生联络请他帮助。邹先生在局长任內评价两极,他做事很有魄力,但有人认为他倾向独断,对干部特別严格。他父亲邹韬奋抗战前主编「生活週刊」,为鼓吹抗日救国被捕下狱,是著名知识份子「七君子」之一。抗战爆发后七君子被释放,但后来邹韬奋所办「全民抗战」刊物因左倾而遭停刊,被迫出走流亡香港。后来癌症病重,冒险至上海就医时逝世。之后邹竞蒙和哥哥邹家华(后任副总理)一起被周恩来收养为义子。1945年抗战胜利,共军接管美军撤退延安的气象台,邹竞蒙就在14歲加入气象观测的行列。他担任国家气象局长本是副部(长)级,但又任WMO主席,故获得正部级的身份。因为他的后台关系,邹得以介绍我与大陆民航有关人员及主管对台的官员见面,了解对方的意图及谈判过程衍生事务的真假性,希望共同处理好港、澳对台航权合約的问题。后来这些问题,包括澳门模式也都顺利解決。

1989年圆满处理两岸第一次的气象交流会议,对香港气象界的发展也有积极性的影响。岑柏台长会前一个多月正好在外地度长假,林超英主任及其它天文台同仁高度效率配合应变,是会议成功的一大原因。当时香港沒有气象学会,香港天文台和台湾打交道,处处受政治现实牵制造成重重困难,为了促成后续及其它的活动,包括举办1992年的第二次的会议,岑柏台长和林超英主任(现任台长)及香港学界共同发起成立民间组织「香港气象学会」。如今香港气象学会已经成长蓬勃,很多方面如专题演讲、会员聚餐等活动的出席率,还有学生及业余人士参加的人数及热忱,都比台湾犹有过之。

第一次会议前,现任新加坡国家实验室(Temasek Laboratories)主任的林浩教授介绍我认识了世界科技出版公司(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的总裁和主编潘国驹教授。当时世界科技创办約六、七年,规模有限,但已在物理、化学若干领域初露头角。这四次会议所有论文集均由潘教授协助出版。后来世界科技急速发展成为国际知名具领导地位的科学出版社,包括替瑞典科学院出版诺贝尔獎得主演讲论文。潘教授为了拓展在大气科学的业务,決定和我们WMO国际东亚季风委员会合作,发行东亚气象书集丛刊。2000年两岸第四屆在杭州的会议这本论文集,便成为丛刊正式出版的第一卷。后来南京气象学院旅美校友出版为纪念他们前校长章基嘉而编的论文集,成为丛刊的第三卷。想到我和章先生早在1983年中美季风研讨会就在北京认识,1984年到南京代表美国气象学会出席中国气象学会60週年致贺词也是由章先生接待,后来为了六四天安门事件,各为自己的角色﹑立场和理念而发生爭辩,不欢而散。我能在他身后略尽绵薄,看见他培养出的这麼多的优秀人才,协助他们出版纪念章先生的文集,也算稍补心中遗憾。 (作者现任美国海军研究学院气象系杰出讲座教授,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系研究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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